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鸟虫书的简介

鸟虫书亦称“虫书”、“鸟虫篆”,属于金文里的一种特殊美术字体,它是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、越、楚、蔡、徐、宋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。

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:“鸟虫书,所以书幡信(符节之类)也。”清代段玉裁《注》:“鸟虫书,谓其或象鸟,或象虫,鸟亦称羽虫也。”春秋战国时已有此种文字,多用于兵器。汉代瓦当、印章中亦有发现,东周时多刻于兵器上。秦书八体中有“虫书”,新莽六书中有“鸟虫书”,用于旗帜、符信,也作印章文字。颇似后来的图案字、美术字。

鸟虫书简介

这种书体常以错金形式出现,高贵而华丽,富有装饰效果,变化莫测、辨识颇难。鸟书亦称鸟篆,笔画作鸟形,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,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,如越王勾践剑铭、越王州勾剑铭。多见于兵器,少数见于容器、玺印,至汉代礼器、汉印,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。虫书笔画故作蜿蜒盘曲之状,中部鼓起,首尾出尖,长脚下垂,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,故名。

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铭,除少数几个字近鸟书外,余多当属于虫书。吴王子于戈铭亦是鸟书与虫书。虫书不仅见于容器,兵器,亦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、印章、瓦当,其名在许慎《说文解字叙》中还被列为“秦书八体”之一,可见亦行于秦代。鸟书与虫书都是以篆书为基础演变而成的一种美术字体。郭沫若认为鸟虫书是“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,其效用与花纹同。

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,当自此始”(《周代彝铭进化观》)。关于鸟虫书的发展变化情况,可参见容庚《鸟书考》(《中山大学学报》1964年1期)与马国权《鸟虫书论稿》(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0辑)、曹锦炎《鸟虫书通考》(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)。鸟虫书主要见于一些青铜器之铭文,尤以兵器为多。这是一种变形的装饰用文字,不应将其看成是另一种文字系统,且使用范围很有局限,简书中就没有此种文字。

相比较而言,在文字方面,鸟虫书应是最能体现文字的南方文化特色的。当然,它并不为吴、越、楚所独有,使用范围包括了南半个中国。

鸟虫书起源

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,一些青铜器(尤其是兵器、乐器和酒器)上的铭文往往在篆书的基础上回环盘曲,添加写画,并以各种图案花纹作为修饰。有许多还在刻文的凹线内用金错嵌,显得非常工整华丽。在这种铭文里,制作的、工艺的审美原则代替了表现的、即兴的书写,因此从本质上说属于金文的美术字。它们有的以鸟装饰,有的以虫装饰,有的以鱼装饰,也有的三者兼而饰之。

人们习惯根据自行的装饰图案来给它们取名,但由于图案不一,名称也各不相同。秦始皇时代叫做“虫书”,如许慎的《说文解字·叙》云:“自尔秦书有八体,一曰大篆,二曰小篆,三曰刻符,四曰虫书,五曰摹印,六曰署书,七曰殳书,八曰隶书。”我们知道:虫字篆书、甲骨文,像蛇盘曲之形。朱骏的《说文通训定声》中道:“虫者,蛇之总名。”虫原来是蛇的本字。

在周秦时代,虫字的含义一度扩大得很宽,它从“蛇之总名”扩大为昆虫的总名,进而又把鸟类和鱼类统摄进去,如《空子家语·执辔》:“羽虫三百六十,而凤为之长。”所谓羽虫就是有翅膀的鸟类。

可以这样认为:把以鸟、虫、鱼为修饰图案的美学字体统称为“虫书”,这是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情况的。后来,可能是虫字的含义开始恢复到原来蛇的本义,或者用作昆虫的总称,也可能在这类美术字中装饰得最多、最优美,而且最富有代表性的是鸟图案。因此,从新莽时代起,人们又把它叫做鸟虫书。《说文解字·叙》云:“及亡新居摄,时有六书,其六曰鸟虫书。”除此之外,也有人把它们叫做鸟书。

我们认为:在这些不同的叫法中,鸟虫书的名称比较恰当,理由是所有这类美术字的图案纹饰绝大多数都是鸟与蛇虫的结合,即具体的鸟形图案与回环盘曲的蛇虫形纹饰的结合。1972年,满城汉墓出土了两个铜壶,上面铭文的基本笔画在起笔与转折处附加了许多像是鸟头的图案,所有线条都写成回环曲折的双线,略作舒卷,像是夔(似蛇而有一足)的体形,整个特点也是鸟与夔蛇图案纹饰的结合。

鸟虫书的产生背景

鸟虫书是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、越、楚、蔡、徐、宋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。这种书体常以错金形式出现,高贵而华丽,富有装饰效果,变化莫测,颇难辨识。鸟书的笔画作鸟形,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,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,如越王勾践剑铭、越王州勾剑铭。其多见于兵器,少数见于容器、玺印,至汉代礼器、汉印,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。

虫书笔画作蜿蜒盘曲状,中部鼓起,首尾出尖,长脚下垂,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,故名。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铭,除少数几个字近鸟书外,其余多属虫书。吴王子于戈铭亦是鸟书与虫书。虫书不仅见于容器、兵器,还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、印章、瓦当,其名在许慎的《说文解字叙》中还被列为“秦书八体”之一,可见其也流行于秦代。可以说,鸟书与虫书都是以篆书为基础演变而成的一种美术字体。

郭沫若认为:鸟虫书是“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,其效用与花纹同”。

总的来说,鸟虫书主要见于一些青铜器之铭文,尤以兵器为多。这是一种变形的装饰用文字,不应将其看成是另一种文字系统,且使用范围很局限,简书中就没有此种文字。相比较而言,在文字方面,鸟虫书应是最能体现文字南方文化特色的。鸟虫书流行于长江中下游,影响波及中原地区。

鸟虫书的发展与楚越吴国青铜器铭文

鸟虫书的诞生与发展,以楚国为例。楚文字在其立国的八百年间,曾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。大抵在春秋中期以前,各诸侯国文字都是和周王朝保持一致的,连器物造型也如出一辙。这一点,楚国也不能例外。从考古所发现楚国西周及春秋早期的器物铭文上看,其文字风格全与周朝相同。但是,春秋中期之后,随着周天子权利的日益削弱、列国的逐渐强大和地域征文化特的形成,楚器铭文也已发生相应的变化。

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铜器“铭文字体多数为篆书。早期字体浑厚遒劲,晚期则趋于纤细俏丽。而王子午鼎和王孙诰戈的铭文为鸟书。”(赵世纲《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》)这里的所谓早期当指鎛钟一类青铜器,而王子午鼎则已出现了较大的变化,字体“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”,且出现了鸟书。这应当也是目前所见时间最早刻有鸟书的楚器铭文。

综上所述,可见鸟虫书大致肇端于春秋中后期,而至战国大盛。在出土兵器数量上,以越国兵器为最。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和学者研究,鸟虫书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,影响波及中原一带。

以先秦国别而言,见于越、吴、蔡、楚、曾、宋、齐、徐等国;就年代可考者,最早的应属楚王子午鼎(公元前558年),最晚的为越王不光剑(越王不光即越王翳,公元前411—376年在位),流行时间已接近二百年;促数量上统针,仅属于越国器者,就多达70余件。无论在时间上、空间上,还是数量上,都有较大突破。促材料看,对于江中下游鸟虫书的起源,楚国和吴越地区都是处于重要地位的。